根据考古发现及文献研究，西周灭亡后“二王并立”局面的形成，是多重政治矛盾与权力博弈的结果，具体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周幽王废嫡立庶引发的继承权争议

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而废黜嫡长子宜臼（周平王），改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原则“嫡长子继承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明确记载了周平王被废后出奔申国，联合申侯、犬戎反攻周幽王的过程，揭示了宗法制度崩塌导致的权力真空。

2.周平王合法性的争议

周平王虽为原太子，但其联合外敌（犬戎）弑父的行为被视作“大逆不道”，导致部分诸侯拒绝承认其正统性。例如，虢公翰以“父死子继”的礼法为由，拥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周携王，形成东西对峙。清华简《系年》提到“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证实了携王政权的存在。

3.诸侯势力的利益驱动

申侯与东方诸侯的博弈：申侯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并扶持外孙宜臼上位，但此举遭到晋、虢等传统强国的反对。

晋国的关键角色：晋文侯为扩大自身影响力，选择支持周平王，最终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年）袭杀携王，终结分裂局面。清华简记载“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揭示了诸侯对周王废立的实际操控。

4.周王室权威的衰落与地理分裂

西周灭亡后，镐京残破，周平王东迁洛邑，实际控制力仅限于成周地区；而携王政权以携地（或虢国）为中心，依托关中旧贵族势力维持统治。这种地理分裂加剧了政治对立。考古证据显示，东周初期周王室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极度匮乏，无力镇压地方割据。

5.文献记载的冲突与考古证据的补充

传统史书如《史记》未明确记载“二王并立”，但《竹书纪年》《清华简》等战国文献提供了关键证据。例如，《竹书纪年》记载“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与清华简内容高度吻合，纠正了司马迁的遗漏。考古发现表明，周平王与携王并立的二十余年（前770-前750年），实际上是诸侯争夺话语权的过渡期。

结论

“二王并立”的本质是西周宗法制度崩溃后，诸侯与周王室、宗室内部多方势力博弈的产物。清华简等考古资料的出土，不仅补正了历史记载的缺失，也揭示了春秋初期权力重构的深层逻辑：周王室的合法性已依赖于诸侯的选择，而非传统的宗法权威。这一局面为后续诸侯争霸埋下伏笔，标志着中国从“王权时代”向“霸权时代”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