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言官虽然还没有傲慢到罢相的程度，但已经跃跃欲试。御史中丞王拱辰首先发问：“中书的平章事一位都不到？这分明是没有重视官家正担忧的朝廷要务！”
中书省的行政级别高于御史台，无论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是参知政事，职位都在御史中丞之上。但在绝对的皇权下，无论地位高低，官大官小，最终的权力还是发言奏事的权力，谁能够通过发言影响皇权的行使，谁的权力就大。这一点早就被言官认识到了，他们不断加强言官发言的权力，甚至要求不允许追究发言信息的真实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官阶不高，但权力和影响力极大。
更何况王拱辰抬出了圣上，还亲切的称官家，更是半带威胁。这让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也要谨慎作答。虽然参知政事是仅次于平章事的宰执，但今天到场的枢密使贾昌朝朝中资历深，御史台也是新仇加旧恨憋了一肚子气，三司和司农寺、常平仓这样的基层部门也是积累了满腹的委屈，如果回答的过于强硬不好收场。
此时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两位，一位是晏殊，一位是章得象。这二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都定不了。此二人久居高官，认清了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亲身经历过各种不成功的处理，也就不再有任何鲜明的态度和举措。晏殊是怎么都好，你说怎样就怎样，都听你的，至于执行的细节你们自己处理好就行。章得象恰恰相反，你说的什么都行不通，事事都做不得。他俩来开这个会还不如不来。
最主要还不是这些，这不是让范仲淹领导改革吗？就是要检查你范仲淹的能力，其他人就犯不着参和了。这些王拱辰虽然也懂，但这个下马威他还是要给的。
范仲淹道：“王中丞，范某今受晏相、章相委托，定当对情况了解后，回政事堂悉以咨之。不负陛下之重托。”这时他可不敢和王拱辰抢风头，也称官家。还不得不把陛下搬出来，说我受陛下指派来主持改革的。
就这样，正事一句没提，官场的太极掌已经你来我往，打的啪啪作响。
欧阳修道：“请三司向中书和枢密院呈报各路常平仓情况！”
三司使叶清臣道：“从景德三年（1006），常平仓就一直由司农寺管理，三司不直接干涉司农寺事务。”这样三司就顺利甩锅了，虽然摔到名义上的下属机构，但都知道如今的管理乱象，没人去追究。
司农寺原本隶属于三司户部，景德年间大量增建常平仓后，由司农寺直接管理，三司不问入出。而实际运行中各路都有提举常平司，而各常平仓都建在地方州县，地方在实际管理。正因为无事可管，司农寺在常平仓的事务上只设置寄禄官，所谓的寄禄官就是按照此官的官阶领取俸禄，不履行实际差遣。
李雷本人就是这种情况，平时在馆阁任职，天天整理文书，哪会去过问常平仓？既然领了司农寺的俸禄，就得硬着头皮来了。李雷道：“全国各处常平仓基本都处在无粮状态，无法实际运转。”
王拱辰道：“常平仓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太祖、太宗朝都运行良好，为什么如今荒芜？”
这话王拱辰是在质问，但不免有些强词夺理。今天来的人谁也不知道太祖、太宗朝是不是运行的好，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管理常平仓的。王拱辰说先帝管的好，谁也不能反驳，那就只能说现在的问题了。
常平仓监李嘉回道：“常平仓在市场粮价高时低价粜出，市场粮价低时高价籴入。贵买贱卖，如果没有稳定的财政支撑无法长期维系。自真宗朝，常平仓大量增建，财政就难以维系。宋夏开战以来几无财政支持。”
三司度支副使杨偕也应证李嘉的意见，说道：“从保元元年到庆历二年，连续每年向陕西四路增加调拨军粮，确实无法保证常平仓的财政拨付。”
叶清臣问道：“贵买贱卖，只是相比于当下的粮价，根据常平仓制度，籴入的价格不能高于粜出时的价格，怎会不能维系？还应略有盈余。”
李嘉心中暗叹，这些朝廷衙门的官老爷根本不了解基层的实际运行啊。只得耐心解释道：“实际根本无法做到。粮食不是货币，无法长期储存，常平仓每三年就要卖出所有旧粮，到时无论粮价高低都要卖出。更不用说赈灾时完全放出。”
枢密使贾昌朝道：“全国之内总有地区粮价起伏。如果各路常平仓内部可以做到灵活调度，即可通过各地粮食丰欠差异，维系常平仓总体买卖上实现贵粜贱籴。”
这真是官儿越大，出的主意越不切合实际。李嘉等人内心更加苦涩，但不敢挂到脸上。倒是叶清臣自己听不下去了，叶清臣说道：“各路常平仓设置时考虑到要各自发挥作用，保持了充分的距离间隔。另外，负责运输的衙前役是各州府最难摊派的徭役，极易激起民怨。如果没有畅通的渠道和精准的规划，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已抵消了差价收益。况且，物资转运由各路转运司负责，直接隶属于中书省管理，三司不掌握数据，各路常平仓更是无法自行组织。”
范仲淹问道：“去年财政收支情况如何？”
度支副使杨偕回答：“总收入四千四百万贯，在辽未增加岁币的情况下开支四千五百八十五万贯。朝廷在四川、陕西路增发了二百万贯交子（纸币）。”
这下好了，大家都是按照制度办的，谁都没有违法违规。出的主意也都被堵的死死的。这可成了死结，可改革不就是破局的吗？不能破局的改革除了宣传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