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按察使来，已被免职的长安县前任知县刘知县就拟好了举报信，但举报信并没有直接呈报按察使，而是送到了京兆府知府王知府手中，王知府也是在刘知县免职后才刚刚调任的。举报信详细描述了庆历二年（1042），三司胄案的弩坊署臣视察长安县兵器坊的情况。
三司胄案负责兵器生产，由于陕西路盛产皮革、筋角等制造弓箭的器物，是大宋朝的军器大路，和三司胄案往来频繁。信中举报京兆府、长安县接待弩坊署臣，业务招待花费了二十万钱，这些招待费由长安县向各兵器坊摊派，但摊派的金额在三十万至五十万钱。举报者刘知县质疑：多出的部分去哪了？正常的业务招待也不应该用去二十万钱，都吃什么了？
这问题出在宋夏战争时期。战争之初枢密院大批采购弓箭，所有兵器坊都处在产能饱和状态，哪个兵器坊生产滞后要被严肃考核和问责。从路到府，从府到州、县，从县到坊都不敢让工期滞后。庆历二年突然停战，枢密院不要这些正在线上生产的弓箭了，三司自然停止采购。
这些州、县的兵器坊原材料已投，大量的半成品、成品成了呆滞库存，经济损失巨大，都希望能到三司胄案做做工作，哪怕能补偿一点也好呀。弩坊署臣的到来自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相比于不计其数的损失，二十万钱的招待确实也算不上什么。当然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接待超标肯定是不合规的。更何况，公务招待就列支公务招待费，不能向基层摊派啊。
可这并不是举报的导火索，真正惹怒刘知县的另有原因。时任京兆府知府凌知府和来访的弩坊署臣是故交，刘知县早就想去三司谋个职位了，就另给了凌知府十万钱作为“酬谢”。可半年后，刘知县不仅没去成三司，还因为廉洁从政问题被免职了。这对刘知县的打击是巨大的，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了，那就鱼死网破——一怒之下把凌知府给举报了。刘知县把信件交到京兆府，并一再嘱咐要转交给范仲淹派下来的按察使。
现任王知府也知道，陕西路批复的招待费根本就不够。按照管理费用逐年压降的原则，上级根本就不考虑实际情况，野蛮地按比例压降。京兆府也不例外，业务招待费当然也不够用。上面堵死了经费来源那只能向下找出口，哪个府、军、州、县不是这么做的呢？
正常招待势必违规，可不招待能行吗？这些京城重要的衙门，你平时不经常“活络”，他们的批复、付款就是公事公办，“公办”基本就是不办。他们也很忙，忙谁的事都是忙，“活络”工作不充分，经常就会由于行文格式不对，程序有漏项被打回。一拖就是一年半载，事情早就黄了。这就算好的，伺候不好他们，他们还会为一点小事把你树成反面典型批评教育。
不出事也就罢了，可现在出事了，怎么办，如实上报？王知府思来想去，若上报究竟要牵连多少人，陕西路、京兆府恐怕要沦陷，三司、枢密院也好不到哪去。自己的结局也可想而知，王知府一狠心一跺脚，自己花钱私下把事情摆平了——拦截了举报信，平息了当事人。
按察使看到这条记录怒不可遏：“真是荒唐，哪有这样对待举报的？这简直就是目无法纪！花自己钱办‘公事’，那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遇到合适的机会他就不想把钱捞回来，既然能捞回来，会不会多捞一点？”
但咸阳知县接着说的话让他哑口无言。咸阳知县说：“腐败本就无处不在，像您这样对官员的监察本身也产生腐败。监察本身就是特权，没有官员不害怕。大案基本没有，毛病还不比比皆是？只要按察使一来，地方就会忙成一团写材料，有备查的，有澄清的。按察使如果一点问题都查不出，回去也不好交代。地方只能‘做工作’，准备一些不严重的问题，让按察使回去交差，地方都要在这些事上花钱，那钱也都是百姓的钱。如果按察使回去汇报后，上面不满意还得继续派人来查，每查一次百姓苦一次，百姓都盼着别再安排按察使了，求求朝廷别再关心百姓了，大宋的百姓很幸福。”
监察御史包拯就针对这种情况向朝廷奏报：按察使到了地方巡视，给地方工作带去了沉重的负担，需要清查各种工作留痕，对历史旧账做毫无意义的评估。他们为了体现巡视政绩过分苛责小过失，相互攀比看谁查的问题多，地方官员自觉不安。这种制度也极容易造成次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