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施行一年多没遇到什么阻碍，惩治腐败、整顿作风是极符合所宣扬的儒家伦理的，这又怎么能公然反对呢？没人知道按察使查处的腐败案件所获赃款去哪了，反正没有惠及百姓。查案倒是让不少地方官员无所适从，担心违规不敢作为。百姓的税赋一分不减，生活毫无改善，惩治腐败的案件也渐渐让百姓厌倦了。
既然按察使也派驻了，腐败也惩治了，作风也整顿了，百姓却更苦了，这便成了萦绕在范仲淹心头的灵魂拷问。所有人都可以对这个现象视而不见，唯独他不可以。因为是他说的，改革要以清明吏制为先，百姓的生活就能随着得到改善。其实，他没有必要为此负责，从商鞅到桑弘羊谁是为了让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呢，他们不都是把百姓当作生产用的牲口吗？
范仲淹从小就吃够了生活的苦，他不能成为下一个桑弘羊。他无奈但问富弼：“百姓的苦难和官员的作风到底有没有关系？现在的百姓是真的苦吗，还是我的听闻片面？”
富弼说：“百姓苦不苦看他们的收支啊，地里产出就那么多，不在个人就在官府。”
范仲淹问：“那官府多了？钱用到哪了？”
富弼说：“古者苛剥之法本朝皆备。庆历年间国家的总赋税是盛唐时期的十倍。”
范仲淹目瞪口呆根本不信，他是在宋夏边境打过仗的，军费尚且捉襟见肘，那赋税交到哪去了？他一定要拉这富弼去三司问个清楚。
宋代沿用了唐中期以来的二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按田亩征收赋税，共征收两次，因此称之为二税法。此部分也称为正税，是固定征收的部分。而百姓苦的是附加税，比如延纳、损耗、支移、折变、征榷等等。
名目繁多的税种看得范仲淹眼花缭乱，边翻边问：“什么是延纳？”
叶清臣见他连这个都不知道，也自觉好笑：“延纳吗，顾名思义就是宋以前比如五代十国时期，各朝曾经以各种名目收过的税，现在都要延续缴纳。”
范仲淹摇摇头，问道：“损耗怎么也成了税种？”
叶清臣说：“损耗包括运输过程中交通事故造成的损耗、在仓库中腐烂造成的损耗、麻雀老鼠造成的损耗……”
说个没完，范仲淹就打断他：“这也需要百姓缴纳，还需要事先缴纳，损耗还没有发生就让百姓缴纳，那按多少交？”
叶清臣说：“那当然只能多不能少，交少了让谁去为‘公家’补偿呢？”
最令范仲淹不解的是支移钱。仁宗时期恰逢战事和烽烟四起，粮食要送到规定的地点，这些地方往往临近作战地区，距纳粮的百姓家远的有好几百里。如果没有能力运送是需要缴纳支移钱的，官府雇人去送。
范仲淹问：“现在粮食都是百姓自己去送去了，怎么支移钱还接着收，成了固定要缴纳的一部分？”
一亩地缴纳一斗粮食作为税，但有时朝廷不要粮食要钱，但折变的数量关系由官府定，通常都极不符合实际市场行情，那只能是朝着苦了百姓的方向倾斜。
另外，宋代的征榷给百姓压力很大，征榷指对国家专卖的商品，盐、茶、酒、明矾等征税。茶、酒可以不喝，但对盐这样的必需品征税，基本就可以认为是人头税了。
包拯任陈州知州时曾经统计过，一亩地要缴纳一百四十文钱的税。原本一亩地须缴纳一斗粮食，但官府不要粮食要钱，官府的折变是一斗粮食一百文，而实际市场情况是老百姓的一斗粮食只能卖五十文。还需要缴纳二十文支移、二十文损耗。
面对范仲淹的问询，叶清臣无奈的耸耸肩：“范参政，您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了？三司都是执行的中书省规定。”
大宋朝的财政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是没有小金库的。这些税法也是由中央制定的，地方官只能执行。而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地方官都对百姓给予了十分的同情，很多地方官都以身作则。
地方官给朝廷呈报的报告也时常反映当地百姓如何艰难，希望朝廷能够体谅。朝廷通常的回答是：你这个地方官执行力不行，其他州怎么就能交上你就不行？你们州的百姓都勤勉劳作了吗？有没有足够辛劳？我有次去你们州就看到有些人晚上没在地里干活儿！
寇准进士登科后干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巴东知县，县衙主管收税的官员是查县尉。这一年中央派黜陟使到地方督察，看见税收的实在不怎么样，就把几个税交的不好的地方的收税官员脖子上上了一个几十斤的大枷锁，在太阳下面暴晒。过了会儿黜陟使几杯酒下了肚，气也消的差不多了，派人去把他们的枷锁去了，可查县尉就是不肯卸。对黜陟使说：“我可能还是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您还是让我接着戴吧。要不我戴着这枷锁再去收一次？”
大宋朝百姓的苦难哪里是地方官造成的？这是每一个二府三司的朝廷大员心知肚明的事。为了仁宗皇帝的盛世梦，收复西夏的强国梦，那就只能再苦一苦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