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这个年号已经用了第三个年头了，“革故鼎新”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就是没有什么实质动静。天天喊着都是百姓的父母官，哪有父母不关心儿女死活的？再不做点什么，朝廷似乎真的无法交代了。庆历三年（1043）的下半年，范仲淹、富弼一干人开始推行改革，而仁宗皇帝的态度始终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似支持又不见实质的支持，雷声大雨点小。
陛下要改革无非是为了在史书上记下一笔，再才是国家弊病让他很不舒服，官员多担责的少，提意见的多有措施的少，花钱的多创造价值的少。但帝国的巨轮又何止几个窟窿，哪里堵得完？只要船不沉他也懒得动真格的，只是比划一下做个要修补的样子。
朝堂上的君子要改革是他们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家国情怀。但问题就出在“家国”情怀上，以国为家，把国当家就是一个比喻，国就是国，家就是家，在公利与私心上谁又能总行得正？
按照范仲淹的规划，首先是吏制改革，然后推行军事、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改革。出发点自是不错，先把人的问题解决，事情是人做的，好人到位了就把事推动了。是这样吗？“范十条”中吏制改革方面有“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占了十分之四。
所谓的要改革吏制，大多都在选人用人上。大宋的“冗官”现象确实已经凸显，但在制度未能将权、责、利划分清楚，并将其设计为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凭直觉的去判断官僚队伍中孰优孰劣，去精简官员是一件现实中难以操作的事情。
改革派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选拔一批道德高尚、人品出众的君子官员作为按察使派驻各地巡视。去纠察那些路、州、县官吏，为非作歹者打，老病无能者罢，总之该淘汰淘汰，该降黜降黜。按察使再巡查后开出一个整改清单，让地方州县按期整改。
这天，范仲淹又拿起按察使送来的巡视报告，打开一个路的官员花名册，按照巡视报告的意见，一笔一笔的划掉不称职官员的名字。这便是范仲淹多日来每天例行的工作。起初，范仲淹在勾掉名字的时候多少带些惋惜，不时的摇头叹息。有时会回忆那些官员中进士时的春风得意，有时会叹息他们曾经如何意气风发，现在的范仲淹已经没有丝毫表情，从始至终沉默不语。
富弼实在看不下去了，“您这一笔下去，这一家人可都要哭啊！”富弼担忧的说。
范仲淹点着不称职官员的名字，头也不抬，愤慨的说：“让这一家人哭，还是让这一路人哭？”
刚刚被范仲淹划掉的是广西路转运使。富弼找出按察使的报告，仔细读了一遍。问题出在庆历元年（1041），当年并无自然灾害，青黄不接之时，转运使将广西路三个常平仓的粮食全部贷出，收取百分之十的利息。但第二年广西路并没有收回全部的粮食本金和利息。按察使呈报粮食贷出时并无明确制度规定借贷条件。有几个州向按察使匿名举报，路转运使将粮食贷给的都是和转运使有关联的人，之所以没有能还上也是因为他们上下其手，借救助百姓之口，实为贪污常平仓物资。
范仲淹给出的处罚原因是转运使违法将常平仓物资贷出，是否有贪污行为有待进一步核查。大笔一挥，这个转运使就不是转运使了。关键是帝国哪有那么多的监察官去查广西路转运使是否有贪污行为？洗清贪污罪名的机会就别想了，肯定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一条违法借贷就免去了他的官职。
富弼说：“这条处罚太重了，况且也不公允。按察使又不是刑司，不经过取证、审判就处罚了？”
范仲淹说：“违法借贷常平仓物资就够这个处罚了，为何说不公允？”
富弼说：“陕西路也有类似的处理，您却给予褒奖。”
范仲淹说：“陕西路贷出后，粮食本金第二年全部按期收回，利息也如数上缴三司。百姓对这样的低息非常欢迎，没有任何人举报。”
富弼说：“陕西路将常平仓粮食贷出也是违法的，不应根据施行的结果来判定。”
范仲淹说：“制度和法令有不健全、不便民之处，官员就应该为了百姓而有担当。如果都依照法令，那还要官员干什么？可谓‘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富弼说：“如果按察制度这样下去就危险了，我们将面临更多困境，我们是不是可以只为一个‘更优’的结果，而主动选择用不正义的手段？而且还有更危险的……”范仲淹示意他接着说。
“难道您没有听说过‘河水的那一边’的故事吗？”富弼反问道。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要杀我？”
杀人者回答：“因为你住河水的那一边。如果你住这一边我杀你，就成了杀人犯，是不正义的。你既然住那一边，我杀你就成了英雄，是正义之举。”
富弼担忧的说：“如果有按察使借助手中的权力，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转换立场，这样的监察就成了大宋的灾难。”
这些被考核的官员既有京官也有地方官，既有路转运使也有知县。欧阳修对事态的发展也很担忧。“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良吏百无一二，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欧阳修分析道，“执行这样的官员考核制度要不了一年，改革派就得与天下为敌了。”
欧阳修隐晦的表达了当前的问题是制度缺陷，并不是官员的问题。富弼则明确的表达了按察制度并不是好的解决方案，而且蕴含了巨大的危机。这些意见只给范仲淹带去了焦虑，让他陷入了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