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庆历三年（1043）的时候，宋朝已经从数次战败中总结出经验——固守和消耗。但在嘉峪关以东实现这个战略并不容易，因为关内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天然屏障。
宋朝的西北地区蕃部林立，这些蕃部大多都是愿意归顺宋朝的，只是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很多蕃部已经跟着西夏。庆历三年（1043），宋朝军队的一场胜仗却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宋朝廷带来了极度混乱。
西军将领刘沪骁勇善战、爱戴百姓，西北边民妇孺皆知。几年来，刘沪连续多次击败西夏军队，可谓所向披靡。这一战，他要进兵水洛。水洛地处秦州和渭州之间，是一个羌、氐蕃部聚集的城寨，说是城寨其实就是帐篷聚集区，中间夹杂一些逃荒的汉人。
刘沪并没有直接强攻，而是派人去和寨主和谈，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谈进行的很顺利，寨主满口答应后，刘沪就带着一千人前来受降，接管城寨。当寨主发现刘沪就带了一千兵马，立刻起了歪心思——如果此时趁机击败刘沪，再去李元昊那里领赏钱，获利不就更大了吗？寨主立刻翻脸，包围了刘沪，宋军千人被围无援。
然而刘沪可不是浪得虚名，镇定自若的指挥，一战击溃了这些蕃部，并且击败了临洮来驰援的羌兵。事后看，整个战局呈现出了围点打援的特征，成了经典战例。刘沪本人也名声鹊起，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
为了巩固蕃寨，时任陕西四路招讨安抚使的郑戬指派了一名叫董士廉的官员赶到水洛，帮助刘沪一起修筑水洛城。工程进入到一半的时候，郑戬的职务由韩琦取代，原本一个正常的人事变动却引发了血雨腥风。
时任渭州知州的尹洙向韩琦建议：“边疆的据点太多，修水洛城会使兵力进一步分散，水洛城也称不上战略要地，应该放弃筑城。”这个意见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个时机确实有些不妥。毕竟这个决策是前任安抚使奏请过参知政事范仲淹以后作出的。况且筑水洛城也并非毫无益处，对巩固蕃部团结、鼓舞边将士气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建议可以讨论，权衡利弊后作出冷静、合理的决策是大宋之福，然而事态并没有这样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韩琦主政后，老下属尹洙就变得跋扈起来，他竟然派狄青去水洛城用武力把董士廉和刘沪抓起来，关到了监狱里以停止筑城，并在狱中将刘沪的头部打伤。这种激进的做法在当时就激起了一些刘沪拥护者的叛乱。
刘沪被捕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郑戬向朝廷控告尹洙。宋朝廷立刻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范仲淹支持刘沪，反对尹洙；韩琦支持尹洙，反对刘沪。
韩琦说：“水洛城位于西南，不是夏军主攻方向，没有必要为此加重边区居民的负担。”
范仲淹反驳：“防线只有完善才有意义，防守本就是被动的，进攻是主动的，哪知道水洛城会不会是西夏下一个主攻方向呢？何况，水洛城可以联结秦、渭两州。”
韩琦说：“这种地理上的便利也会被西夏所利用，给防御造成沉重的负担。”
范仲淹强调：“水洛城筑好还可以巩固蕃寨，争取共同抗夏的力量。”
韩琦则说：“水洛城只会进一步分散兵力，得不偿失。”
为了一个弹丸之地该不该筑城，双方争论的越来越激烈，在西北还发生了两派的武装斗争。随着双方僵持不下，加入争论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这边的支持者主要有欧阳修、余靖、郑戬等人，韩琦这边是尹洙、文彦博、狄青等人。
在“庆历新政”推行的攻坚时刻，这些“正人君子”就堕入了盲目冲动和非理性的欲求之中。当他们意气用事的时候，只顾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全然忘了他们需要做什么。
很快，他们也意识到毫无意义的争论已经成为了推行“庆历新政”的绊脚石，成为了朝堂上的笑柄。欧阳修赶忙奏请皇帝，派观察使实地调查，尽快下达是修，还是停的旨意。
欧阳修建议，尹洙与刘沪的问题，事关文臣和武将的关系，现在是敏感时期。刘沪作战勇猛，是西北边事急需的人才，不应给予过重处罚寒了武将的心。只是这样的冷静来得太晚了。
观察使回报，水洛城已修建大半，弃之可惜，刘沪深受羌、氐蕃部的拥护。朝廷遂即释放刘沪、董士廉，继续修建水洛城。水洛城的竣工，更像是这个优柔寡断的皇帝搞的一次平衡。
水洛城竣工后不久刘沪心力交瘁，头伤复发去世了。死后应当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不归葬家乡，而葬在水洛城，并修建了祠堂，当地百姓纪念至今。无疑，水洛城是刘沪的纪念碑，却是大宋朝廷的耻辱柱。
大宋朝的刘沪是悲壮的，欧阳修是辉煌的，范仲淹是可歌可泣的。可是大宋朝的百姓是苦难的，他们的苦难没有人关心。朝堂之上所有人吃喝用度全部出自百姓的血汗，却为了该不该去修个破城，该不该叫“爸爸”，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党同伐异、意气用事。
百姓翘首以盼的“庆历新政”给百姓的生活带不来丝毫的改善，这才是百姓的悲哀！